王登亮，是全联石材业商会副会长、贵州省石材协会会长和贵州玉林石材掌舵人。
初见王登亮，衣衫简朴，身形瘦小，很难让人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他任过教师，做过政府部门职员，开过煤矿，当过村主任，现在做石材矿山开采及相关研究。
前不久，在贵州省安龙县一个山坳中，王登亮的办公室里，与他聊起这些过往，他的质朴，他的坚韧，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无不带着贵州大山的浓厚气息。
想多给别人几个“饭碗”，自己捧着“铁饭碗”却失业了
记者：许多人聊起您时，说您是一个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特别是在几十年前贵州这样的贫困地区，您敢于砸了自己的“铁饭碗”，我想知道，您的勇气来自哪里?
王登亮：这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说起。我也是山里长大的人，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安龙县的师范学校，毕业就分配了工作，从事教书职业，后来又调到了县教育局工作。
上个世纪90年代，教育系统兴起发展第二产业，为教学提供一些资金帮助，各地教育系统开始兴办企业，需要有人去“吃螃蟹”。如您所说，大家捧着“铁饭碗”，都不愿轻易去冒这个险，担心回不了原来的岗位;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助到更多乡亲，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去了。
1994年，我领头开办了第一个煤矿，经营了10年。2004年，政策发生变化，我本可以回到教育局，可担心丢下这些矿工咋办?回到教育局，我一个人有饭吃，继续做煤矿，大伙都有饭吃。就这样，我从教育局离职出来，成了自由职业。
记者：后来，您连煤矿也放弃了?
王登亮：煤矿生产对安全和技术的要求极高，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更新，才能对矿工生命实现最大的保障。显然，我很难完成这样的使命。如果我继续持有矿山，或许个人能赚到不少钱，但是比起矿工的生命，这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对煤矿进行整合技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积极迎接并主动放弃了煤矿的个人权益。
记者：有人说，从教育局离职，您的“铁饭碗”没了，放弃煤矿，您的“金娃娃”没了。为了别人，您自己却失业了。人到中年，有没有过后悔，或者担心出路?
王登亮：坦率地讲，没有后悔，也没有担忧，这两次放弃职业，都是我主动的，并非被迫。再说，我有做产业的经验，有管理企业的经验，何惧之有?
我是在贫穷的环境里长大的，对贫穷有“免疫力”。我不怕穷，失败了大不了就是穷嘛。
记者：这种勇气很让我敬佩。后来您为何进入了石材行业?
王登亮：安龙“木纹石”的发现，要感谢唐楚荐、张应发两位石材人前辈。我失业后，在家里休整了两年，但终究是要找个事情做。
2009年，国家各类建设如火如荼，我发现石材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木纹石”市场潜力无限，于是，我邀约合伙人买下了一个石矿，加入了石材人的行列。
记者：贵州是个石材大省，您现在是贵州省石材协会会长，从某种角度说明您的企业是成功的，也是行业对您个人的认可。您认为这主要归结于什么?
王登亮：是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吧，一个人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如果只装着自己，那最多只是做个生意，心里装着别人，才是做事业。
我希望自己做的是事业。
做事业，首先要对父老乡亲有所帮助。我做石材，解决了400多人就业，公司里省劳模就有两个，还有职工选上了政协委员，这比我自己得到这些荣誉还要开心。另一方面，就是要让合作伙伴也能赚钱，也能养家糊口，不能当“周扒皮”。我始终尽量让利给中间商，抱团发展，大家都成了命运共同体。
记者：在石材行业十几年，什么让您感受最深?
王登亮：感受最深的，是贵州大山人的苦，是贵州山区发展的不易。
最初，我们把石材开采出来后，是用背包背着走到市场上去，求别人帮忙推销。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木纹石”慢慢广为人知。
那时，公路还是沙土路面，只要有客户过来看产品，我们就走路去接，或者找农用车去接，用尽各种办法表达诚意，很怕条件太苦，客户不敢来第二次了。
做了一块“试验田”，是为了尽力帮帮乡亲们，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记者：据说您为了帮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在老家村子做过一块“试验田”?
王登亮：“试验田”是大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项目。
我是安龙县本地人，企业也在这里，我有家乡情结。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全面发起脱贫攻坚，贵州也还没有脱贫。我有钱了，乡亲们还穷，每次见到他们，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于是，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改变这个状态。
开始，我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们，到了年底，就叫乡亲们来领钱，7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每个月发100块钱。后来，我发现这不是长久之计，不是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
记者：是这个道理。
王登亮：贵州交通不便，产业薄弱，这是贫困的根本原因。要富起来，还得有产业，还得因地制宜。
于是，我出钱带着村里的干部到各地考察了很久，觉得养桑蚕比较适合村里的实际情况。我把这个想法跟乡亲们说了，他们积极性却不高。为什么呢?投入哪里来，技术哪里来，销售怎么办，都是个问题。
记者：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王登亮：第一，我把乡亲们的地都流转了，给他们钱，旱涝保收，先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二，种桑蚕需要的树苗、蚕种、肥料，我全部买来送给他们。第三，技术人员由我出钱聘请。
此外，为了把产业做起来，四个村民小组的组长，我每人发500元的月工资，五个村干部，我每人发2000元的月工资。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要像国家干部一样负责，必须把这个产业干起来。
之后我又投入了300多万元，给村里建了一栋非常漂亮的办公楼。又用一年多，用挖机把村里所有的路挖通了。至于蚕茧，我保底15元每斤回收，实际上后来我用了18元每斤来回收。
记者：整个村子都发展桑蚕，全部由您投入，这个负担应该也不小吧?
王登亮：这的确是需要一些投入的。我流转了2600多亩山地，水稻田留着，保障乡亲们有米吃。投入方面，树苗钱共50多万，每亩地的投入达2000多元。到了第三年，乡亲们都赚钱了，积极性就起来了，我就不用再给他们投钱了。
记者：现在产业情况如何?
王登亮：目前发展的很好，县里看见效果很好，因势利导，大面积推广，仅安龙县现在差不多就种了上万亩，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了。当地政府为了把这个产业做好，还动员我做了几年的村主任。
靠山吃山，不能坐吃山空，吃相太难看，就对不起老天的恩赐
记者：贵州多山，石材是典型的靠山吃山产业，目前全省石材产业的年产值大概有多少?
王登亮：高峰时期差不多达到100多个亿元。贵州主要是采荒料卖，从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路边都停满了拉石材的车，我们县有一条路，基本上天天都要交警来疏通。但是这样粗放型的发展，吃相不好看，对不起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如果不转型升级，我们终将坐吃山空。
记者：您的担忧来自哪里?
王登亮：贵州属于喀斯特地貌，木纹石是一层一层的，不是说从上到下全部都是，中间隔离层是其它石头，资源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贵州交通运输是个短板，基本上是汽车运输。石材产业的发展成本太高，利润都撒在公路上了，真正用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收益却很少。
还有环境保护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就等于慢性死亡。
记者：您找到答案了吗?
王登亮：答案就是学会真正的靠山吃山，让山变成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我们正在从两个方面去破题。首先要珍惜资源，木纹石要走个性化、高端化、品牌化的道路。2010年，我们邀请国家建材设计院对木纹石进行了质量认证，结果显示其含钙和镁，属于环保的、无辐射的、低碳的产品，如果用到家装里，对甲醛或者其它一些有害物质，能够起到一些消除作用。也就是说，木纹石不仅是建材产品，还是健康产品。
木纹石在欧美深得消费者喜欢，价格也不低。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提高认知，做出木纹石的附加值。
第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做好循环经济，深度发掘石矿的经济价值。
记者：转型升级、循环经济，对普通人而言比较抽象，您能否说得具体一些?
王登亮：就拿我们石材开采的固体废料(简称“固废”)来说，它不但影响环境，还需要投钱处理。如果我们将它变废为宝，变成钱，这是不是转型升级，是不是循环经济?
记者：能做到这一点吗?
王登亮：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基本已找到了方向。
开始，我们想平整石材开采后的土地，恢复成基本农田、经济果林，或者做成石砖等，但都不具有操作性。后来，我们又把思路集中到了固废的成分上，它里面含的钙和镁，都是人体需要的元素，在工业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于是，2015年开始，我投入4000多万元建设了一条试验生产线，聘请技术人员组成研发团队，在固废中提炼钙和镁。
记者：这个研究是跨领域的，超出您专业的，我听试验车间的同事们讲，开始研究这10年来，您都一直深度参与，为什么?
王登亮：首先这是一次深入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该产品的技术研究是超前的，是需要进行攻关，我需要了解详细的情况。
最重要的一点，我作为贵州省石材协会的会长，要做固废综合利用的研发，是站在贵州整个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必须对这个领域有非常透彻的了解，才能在整个产业的布局决策中，提出建设性方案。
记者：产品质量或性能达到了怎样的标准?
王登亮：我们现在研发的就是钙、镁两大系列产品。钙可以做到纳米级，镁也可以做到高纯度。
记者：整个贵州石材开采需要处理的固废，大概有多大的规模?按照您这个设想，能创造多大的价值?
王登亮：以安龙县为例，每年石材开采剩余的固废大概有50万吨，由此可以算一笔账，处理1吨固废差不多要投入100元左右，一次每年总共需要投入5000万元。
固废如何创造价值?具体来看，2.5吨固废可提炼1吨碳酸镁，2吨固废可提炼1吨碳酸钙。碳酸钙现在市场上是800多元1吨，如果投入成本计400多元，也就是说提炼出的碳酸钙每吨毛利有300多元，50万吨固废可提炼25万吨碳酸钙，毛利就是7500万元，再加上省下来的固废处理投入的5000万元，一减一加，等于增加毛利1个多亿。
如果全省推广开来，将衍生一个新的、很大的产业。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创造就业，都是很大的成就。当然，这是理论数据，市场行情在不断变化，但总体方向是对的。
记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不论是镁还是钙，各地都有生产。比如在广西贺州，碳酸钙产业已经规模很大，贵州如何参与这个领域的竞争?
王登亮：我们有三个优势。一是变废为宝，我们的原料是不用花钱买的，没有成本投入，还解决了环保问题。二是后发优势，产品起点高，碳酸钙起点就做纳米级，碳酸镁起点就做高纯度，这样一来，市场竞争力就起来了。三是因为固废里有高含量的硒、碳酸锂，甚至还含稀有金属铯和铷，只要进一步开发这些固废，大山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山银山，就能更多的造福于民。
记者：按照您的想法，如果把研究成果产业化，是否有困难?怎么解决?
王登亮：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投资问题。现在石材市场低迷，靠做石材的收益来再投入，有很大的压力，时间线也会拉得太长。
如果按照每年生产1万吨普通钙、1万吨纳米钙、1万吨金属镁来设计一个厂区，至少需要投资2个亿。所以，得到政府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视和扶持，以及社会资本的进入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如此，再难我们也得做，这是贵州石材产业的千秋大计，涉及成千上万人的饭碗，更是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记者：很多人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走出大山，您已经走出了大山，却又回到了这里，一直在这里奋斗，您就没向往过大都市的生活?
王登亮：我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根。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乡亲有感情，我觉得我的事业很有意义，我的生活很充实、很快乐。
记者手记
向中国石材人致敬
采访完王登亮，很长时间，我都无从下笔。
对于从事新闻职业30多年的老报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按照《中华建筑报》与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的合作共识，这次的“中国石材全联行”大型新闻行动，旨在首次以新闻的视角，全面、深入、系统的讲述一批中国石材好故事。
中国石材好故事，重点似乎在石材，这种惯性思维束缚了我的思考。
王登亮的石材企业无疑是成功的，在当前市场低迷的行情下，他的“木纹石”依旧供不应求，客商排队等货。可与他的善良、质朴、对家乡深沉的爱相比，我却被后者所深深打动。
这就是令我难以下笔的原因——我该写王登亮的石材，还是写王登亮的情怀?如果写后者，会不会跑题呢?
王登亮的人生故事，把我带入了近期众多反映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无论是《绿水青山带笑颜》《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还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我似乎在每部作品里，都能看到王登亮的影子。这些影视作品，反映了贫困地区的人们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抗争，以及为了美好生活进行的史诗般的艰苦奋斗。
联想到这一点，我才有些释然——也许，这才是这次新闻行动的意义之所在——通过这些报道，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石材这个传统产业的与时俱进，和这个大约只有千万从业群体的博大胸怀，虽然他们天天跟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可是他们的匠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担当，他们的信念，同样闪现着人性中撼天动地的伟大光芒。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中国石材故事么?
于是，我决定做这样一篇“跑题”的报道，包括用了《王登亮：爱在青山绿水间》这样“土气”的标题。
以此文，向把嘉祥石雕爱到骨子里的杜运伟、向为了丝路石材重放异彩而殚精竭虑的王忠邦、向为了共同致富一掷千金的先行者王万传、向经营石材如经营人生一样用情的王时峰，以及所有的中国石材人——致敬！（文/本报记者 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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