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罗哲文先生诞辰100周年—— 一代古建保护人的精神符号

　　本报记者 王海霞

　　是古建筑文物保护领域的先驱泰斗，也是大师们眼中不拘一格的良师益友。在国际舞台，他为保全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在一线工作中，他乐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作为当代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罗哲文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做出了卓越贡献。

　　昆玉河晏风清。4月16日，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举办的“我和罗哲文的一段往事——纪念罗哲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颐和园举办。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卞晋平，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管理委员会顾问罗杨等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通过讲述相处往事，再现难忘场景，拼凑出了他传奇人生中一个个精彩切面，让罗哲文薪火传承的精神符号在一代代从业者胸中倏然腾起。

　　是我们的先生

　　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罗哲文与万里长城，是互联网搜索栏里的一组绑定词条。

　　早在1948年，师从梁思成的罗哲文就开始了对长城的调查测绘工作，年仅24岁的他听从师母林徽因的建议，带着相机来到了八达岭长城，望着断壁残垣，他决心修缮这座世界遗产。“因战火破坏城砖，他常常要和工人们跑到山沟、沙土里，将一块块青砖挖出来，重新安放在长城上。”“由于距离市区太远，起早贪黑修缮长城的他，夜宿在郊外农家也是常有的事儿。”座谈会上，中国文物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元等文物界的大师们讲述了“万里长城第一人”赞誉背后罗哲文“接地气儿”的工作场景。

　　罗哲文和恩师一样，都是古迹古建保护的先行者，到了耄耋之年，他又为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奔走。2024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作为最早身体力行推动大运河申遗的先驱，他让大运河申遗从纸上走向行动。他曾说过，长城与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两项最伟大的工程，长城是中国历史的实物例证，大运河同样是历史见证，而且更为生动丰富。

　　大运河申遗与保护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原巡视员王合忠清楚地记得，当时80多岁高龄的罗哲文不顾旅途劳顿，即使河堤坡陡、道路泥泞，仍然深入实地，寻根问底，对京杭大运河沿线1700公里进行了考察和调研。

　　“罗老胸前挎着两部照相机，行走在一座又一座运河大桥上。”卞晋平回忆与罗哲文一起为大运河申遗奔走一线的岁月时百感交集，无论长幼、无论地位高低，都能和他成为朋友，极具亲和力的他，在考察中总是能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他是我们的先生，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卞晋平说道。

　　是国际舞台上

　　敢于斗智斗勇的先驱

　　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峨眉山景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近30年。鲜少人知道的是，这背后离不开四川宜宾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的助推，他在国际场合不卑不亢地与别国代表斗智斗勇的风采，让当年同行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马燕生至今历历在目。

　　马燕生回忆，峨眉山景区申遗的同期，日本奈良古建也在竞争之列。选票焦灼之际，罗哲文讲述了与老师梁思成1944年在重庆时，在地图上标出盟军轰炸敌占区时需要保护的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的位置，从而保护京都和奈良的20余座国宝性古建免受美军轰炸的故事。罗哲文一番话后，马燕生发觉现场气氛斗转，这位文物界泰斗用历史、传统与胸怀令现场所有人折服。

　　“他永远以开放的心态，推动世界古建筑保护学术领域的发展，我们在缅怀之外，重要的是对他开拓性精神的传承。”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眼中的罗哲文，更开放、国际和前瞻。

　　一个实例足以说明。针对上世纪国内一些专家主张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也应当向西方那样进行露天保护以显示“残缺的美”“废墟的美”的主张，罗哲文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有东方建筑特色的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科学体系”的思想。2000年，他在日本参加亚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时开宗明义指出：木结构最怕雨水和干湿的变化，绝不能按希腊、罗马、英法等露天保存柱、梁的办法，木柱梁架露天，很快就会腐朽，而柱、梁一旦腐朽，古建筑也就不存在。

　　“如果建筑本身不存在了，所有的价值就都不存在了。”罗哲文基于几十年实践基础形成的关于文物古建筑保护思想的论断，廓清了国内在古建筑修缮问题上存在的种种混乱思想，不仅在我国文物界确定了应有的历史地位，更具有超越时代与国别的首倡之功。

　　罗哲文的名字

　　是代代后来者的精神符号

　　从事古建筑保护72年，罗哲文根基厚实的中国特色古建保护理论，一直指导着北京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保团城、复建永定门、保护金中都遗址，并为当下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理论支撑体系。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原副主任孔繁峙说：“没有罗老这辈人的呼吁，北京城很多古建筑我们现在都看不到。”面对400多万元巨额经费的压力，罗哲文曾铿锵有力地发出“其他文物要保，永定门要复建”的呼声，并亲力寻找原材料、原工艺、原砖石，从设计到施工全程参与复建，为北京中轴线的申遗补全了永定门城楼这关键一环。

　　罗哲文还主导了故宫博物院大修。回忆起和罗哲文共同工作的那些日子，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说：“罗老每天都去会现场，像师父教他削铅笔、擦橡皮这些琐事一样，教油漆工、化工、木工怎么打磨细节。”他由此回忆起，“老专家多带徒弟”是从80年代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中延续而来的共识，罗哲文是最早积极作出响应的人，他带头在1991年开设了一南一北两个古建修复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古建修缮人才;在风雨无阻亲自授课的同时，罗哲文还组织学生实地观摩，真正做到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012年5月14日，罗哲文先生因病逝世，人们冠以他“建筑界泰斗”“中国特色古建保护理论奠基人”等称号，《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史话》等遗世之作亦成为后来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今年，纪念罗哲文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丰富开展。“作为主办方，希望以展览、书籍、座谈会等形式，让罗老的精神广为传承。”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张义生说道。

　　罗哲文的许多面，其子罗杨也并非全知。“大家怀念我的父亲，是把他当作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代表，不是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座谈会末尾，罗杨希望父亲的思想可以激起更多人的情怀，让更多人走进古建保护行业，做到像总书记说的那样——像保护生命一样守护我们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