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我多次去上海。我曾陪同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葛洛先生，去上海看望巴金老人和吴强先生。途中葛洛先生告诉我，他和巴老一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生活过半年之久，是同一个采访团的战友。回来后，巴老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小说《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我记得我和葛洛先生去巴老家中拜访他时，聊得特别好。告别的时候，巴老坚持把我们送到院子门口。巴老挥着手，用目光注视着我们远去——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曾有过一次特别深入的访问，但那其实只是一次客串和偶然的造访。那次，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了“上海一日”大型摄影活动，当时的《摄影报》主编陈淑芬大姐拉我去充当一名特约记者。那是1991年7月1日，从零时到24时，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一批知名摄影家拍摄下上海这座城市的各种珍贵镜头。摄影家们提前几天就进入各自的阵地，有的奔向宝钢工地，有的奔赴金山郊区，有的去往吴淞口炮台，有的在南京路的天桥上静静地等候，还有的准备乘上直升机在天上航拍……
记得6月30日那天晚上，我先赶到上海有名的“红房子医院”，那里有台剖腹产手术准备在24时也就是7月1日的零时进行。我到那里时，香港的老摄影家简庆福先生已经到达。巧的是，简先生在这家医院碰到了自己40多年前的中学同学张惜阴教授，而这台手术的操刀者刘惜时医生，正是张教授带出来的博士研究生。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名胖胖的女婴诞生了!产房外，我见到了正焦灼徘徊的孩子父亲，他说早给孩子起定了名字，叫“陈颖洁”，聪颖的“颖”，洁白的“洁”。在我看来，“颖洁”，不正是“迎接”的谐音吗?
小姑娘陈颖洁于是成为“上海一日”里的第一个有名人物，但她浑然不觉，只顾响亮地啼哭着。现在想来，她应该快三十而立了吧。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来到新锦江饭店，观看飞机的航拍。当时，新锦江饭店是上海的制高点。站在43层的楼顶上，我抬眼望向天空，发现有雨丝飘落，不一会儿机声大作，直升机来到大楼的上空盘旋着。正凝望间，一位持话筒的小伙子过来采访我，原来是上海广播电台的实播记者。从采访者瞬间变为被采访者，角色的转换让我感到十分有趣。
离开新锦江饭店后，我们驱车直奔杨浦大桥。途中，车穿过一条隧道，这是江底的通道，头顶上就是滔滔黄浦江。当时的杨浦大桥正在建设之中，桥桩在工地上壮伟地屹立着。在上海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中，这座桥举足轻重。
后来，我们又去了吴淞口，看到了古炮台。夜晚来临，南京路上灯火璀璨，刚下过一场小雨，明亮的霓虹灯光里多了一层绚烂的色彩。这个时候，摄影师们又兴奋地跑出去，拍下天地间这极其美丽的夜景。
那一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尤其是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以及大上海未来的轮廓，不仅在摄影家的镜头里，也在我的想象中矗立起来。
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上海。这次去是为了参加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这是国际性的大规模图书展览，在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眼下，虽然进入展区要经过四五道的证件检查、健康码验证，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展区内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读者们兴奋的阅读热情。
就在展览开幕的前一日，11月12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市举行。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浦东的变化如此巨大，这片土地上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坚定的前进步伐。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在浦东期间，我知道了这里有全中国最高楼层的书店——上海中心朵云书店旗舰店。它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上海中心52层打造的一处空中文化综合体，涵盖了书店、演讲、展览、咖啡厅及简餐的功能。这座位于239米高处的书店，已经成为浦东的文化地标。
我还抽空参观了浦东图书馆，这里正在举办“百年上海儿童文学展”。这是一座极其现代化的图书馆，10年前落成开馆，如今仍领时代之先。不说藏书之丰富和阅览之便利，仅馆中那巨大阶梯造型的“书山”，就让人惊叹不已。
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的一本儿童诗集举办了一场讨论会。令人难忘的是，上海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两个人一组，进行了三组诗歌朗诵。尤其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穿着粉红色的鞋子，步伐庄重地走到舞台中间，声音洪亮地朗诵起我的诗。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更重要的是，会议结束的时候，浙江少儿社社长邵若愚先生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一幅彩色的小动物图像，作者是一名14岁、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他以他的理解，对我笔下的小动物形象进行了色彩描绘。当我拿到这份礼物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沉甸甸的责任，还有无尽的温暖和感动。
这是我在上海所收获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份礼物，我更加感谢上海，感谢这座气魄宏大、色彩斑斓、无比温馨的美丽城市!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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